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發文表示，中國稀土生產需要有戰略性思維。他指出，中國大量低價稀土出口等同于變相用國內的資源和環境損耗對國外進行補貼，而目前市場產能寬松和價格低迷為稀土行業整合提供了機遇。
稀土是不可再生戰略資源，稀土開采對礦山生態環境有嚴重影響，而中國稀土材料的出口為全球碳減排做出了很大貢獻。2016年中國的稀土出口量為4.7萬噸，其中主要來源于內蒙古、四川、江蘇等省份，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國、日本和荷蘭、德國等歐盟國家。
林伯強指出，由于人口眾多和經濟低碳清潔發展，中國現在和將來都會是新能源制造大國，需要從長遠戰略上思考稀土開采問題。中國經濟已經不需要通過賣資源來支持發展，所以需要避免目前在低價的時候賣多了，將來需要用高價再買回來。十九大提出必須“樹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
但中國雄心勃勃的新能源發展計劃將來可能會受到稀土金屬量和價的限制。2012年以前，中國稀土的采礦權證曾經達到113張，除了正規的礦山外，各地的盜采“黑稀土”現象也觸目驚心，不僅造成了資源損失，也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2015年六大稀土集團整合了全國稀土礦山和冶煉分離企業。到了2016年，產業集中度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六大集團主導稀土生產的格局已經基本成形。“十二五”期間稀土的冶煉分離產能已經從40萬噸壓縮到30萬噸，再加上“黑稀土”，相比目前大概10.5萬噸的需求，產能嚴重過剩。
一方面，雖然稀土行業的集中和規范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稀土產能已經由六大集團整合。但是，其下屬許多生產企業還是獨立的決策單元，在價格低迷的市場環境下，稀土企業財務壓力很大，競爭激烈，因此稀土產量難以控制。財務壓力使得企業越便宜越需要挖，其生產決策難以真正考慮資源的環境成本和資源稀缺的長期戰略價值，使得稀土價格嚴重背離資源價值。另一方面，盡管年年打“黑”，年年“黑”，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驅使下，違法開采“黑稀土”的現象仍然嚴重，由于其環境資源成本低，因此開采成本很低。如果沒有真正從政策上設計消滅“黑稀土”，將難以扭轉全球稀土供應過剩和價格低迷。以氧化鐠釹為例，現在六大集團加起來占不到市場的50%。
林伯強認為，中國稀土產量和出口占全球市場份額很大，應該是一個可以有價格“話語權”的行業。過去控制產量采取簡單的實行出口關稅和配額管理，如此政策容易授人以柄，2014年世界貿易組織（WTO）裁定中國稀土配額制違反WTO相關規定就是一個教訓。歐佩克成員國出口的石油占世界石油貿易量的60%左右，其14個成員國代表不同的國家利益都可以聯合限產維持油價，為什么中國六家稀土企業卻無法聯合維持價格？
十九大提出建設美麗中國的宏偉目標，意味著今后的資源和環境保護門檻需要大幅度提升，要求稀土行業集中度進一步提高。政府可以通過提高環境門檻和環境成本來鼓勵提高企業集中度，而更高的企業集中度對保護資源和環境更有好處，政府對大型企業的監管也更為容易。大型企業也更有實力采用新生產技術，并投入大量資源進行環境保護。大型企業還比較有能力對上下游進行整合提升產業鏈價值。
目前市場產能寬松和價格低迷為稀土行業進一步整合提供了機遇。此時稀土企業的價值比較低，更容易通過市場化手段對行業進行整合，而且整合的成本也較低。政府還可以通過進一步提升稀土開采和利用環節的環保標準，通過資源稅和環境稅來“內部化”開采環境成本，提升開采準入門檻，以此促進行業進一步整合。需要深化資源稅和環境稅改革，使相關稅收可以更好地反映開采的環境外部性和資源的稀缺性。
進一步提升稀土集中度需要打破地方利益固化的藩籬，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這需要從規劃上統一布局，以及必要的政府行政干預。政府可以加大財稅和融資支持力度，并采用多樣化的形式進行整合。可以通過政策性貸款、融資支持等手段，為企業提供并購的資金。此外，還可以通過稀土業務剝離整合的方式，將現有企業的稀土進行業務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