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國家征稅權博弈國際定價權
現在，中國稅收增長遠快于GDP增長，西方輿論將攻擊的矛頭直指政府稅收過重。然而，這種指責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在全球生產鏈中為跨國公司“打工”的地位，和高稅收更多指向跨國資本的現實。
作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的中國，今年可能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中國已成為當今全球產業和國際貿易鏈條當中的關鍵一環。中國為全世界提供制造業服務，而西方國家使用中國制造的產品，就要為中國制造業成本埋單。如果中國制造業的成本低，那就是在以本國的勞動力、資源和環境來補貼全世界。
比如，一定程度上，以“民生”名義指責中國電價調整的輿論，實質上維護了中國低電價保障全球以較低成本進口中國高耗能產品的不合理現象；以“民生”名義指責中國收費公路的輿論，沒有考慮到中國收費公路通行里程最多的區域集中在外向型經濟區，這些公路的收費會轉移成為出口產品的成本，需要全球埋單。如果以稅收支持公路免費，就是用稅款補貼出口產品，也就是用中國納稅人的錢補貼全世界。
中國的稅收，并非完全來自對中國GDP的征收，事實上很多稅收來自對外國GDP的征收。比如出口的玩具，外國企業賺取3美元而中國企業賺取2美分。但是，外國資本在中國生產的各種服務費用的營業稅必須繳納；中國來料加工的人工費用也要繳納增值稅；雖然有出口退稅，但是很多出口是當初進口的原材料加工而成。如果這些原材料不是廠商自身一對一地進口，而是在中國不同配套廠家之間加工轉一圈，進口時的增值稅也很難退。
另外，雖然中國以符合WTO承諾降低了關稅，但是進口環節17%的增值稅，外國資本是不得不繳納的。而且，國內的增值稅有進項抵扣，進口的產品則不能抵扣。比如，外國向中國出口鐵礦石需要繳納17%的增值稅，再把鐵礦石煉成鋼、制造出產品出口的退稅率約為13%，于是就產生出4%的稅額。這個稅額是對沒有抵扣的鐵礦石價格而言，而沒有抵扣的4%的稅可能比有抵扣的17%的增值稅還要多。因為這4%的稅，是對鐵礦石出口國的GDP征收而來。
繼續以鐵礦石為例，進口的鐵礦石最終售價與國內鐵礦石相同，但是國內鐵礦石的增值稅有抵扣而進口鐵礦石沒有抵扣。國內鐵礦石是對國內GDP征稅，而進口鐵礦石的征稅對象就是外國GDP。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以后，在中國過手的外國GDP會越來越多，甚至超過中國自身GDP也有可能。
實際上，成為“世界工廠”后，中國政府在制造和流通環節的征稅能力，也會向全球擴張而具備全球征稅能力。從中國制造業過手的財富比中國制造創造的財富還要多，這些過手的財富都可能成為被課稅的對象。西方資本可以通過所謂的定價權壓低中國企業的利潤和人工工資，但是它們無法壓低中國政府通過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的地位在世界市場范圍內建立起來的征稅能力。
一定意義上講，這實質就是強勢政府的征稅能力與金融資本全球定價能力的博弈。在中國制造業取得全球競爭能力成為世界工廠以后，這個征稅能力對抗的是全球資本的定價能力。定價能力的背后是具有霸權地位貨幣的發行能力。而中國政府的征稅，恰恰是對抗某些國家印鈔式的不負責任“量化寬松”和對抗中國外匯貶值損失的有力手段。
近期，歐盟對航空公司征收碳排放稅，就經典地解讀了通過國家征稅權博弈國際定價權的奧妙所在。歐盟規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歐盟將對所有到達和飛離歐盟機場的航班征收超出配額的碳排放稅。中國共有33家航空公司在征收名單之內，據中國航空運輸協會初步測算，開征第一年，進出歐盟的中國航空公司將因此增加總成本8億元人民幣，并且這一數字會逐年遞增至2020年的30億元，此間9年累計支出約176億元。而這個碳排放稅也是針對外國GDP所征收。
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內市場
無論是央行儲備對資源價格的調控能力，還是財稅部門全球征稅權的有效運用，中國博弈世界定價權的關鍵還在于國內市場。世界金融“制高點”長期以來被西方發達國家所占據，其可以通過全球政治經濟軍事霸權建立起來的金融優勢，控制世界商品和服務市場價格以保障其既得利益格局。
對于中國而言，只有通過“世界工廠”的制造業優勢，努力將征稅權延伸向全球范圍，抑制不合理的世界商品和服務市場的定價規則。而這種期望和能力的實現，直接決定于中國市場將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全球市場。
以鐵礦石定價機制為例，當初世界三大礦商尋求指數型定價的新定價規則。事實上，指數型定價并非某些分析所說的那樣可怕，關鍵是采取怎樣的指數，都要讓這個指數基于中國市場。中國的鐵礦石交易量遠遠大于世界貿易水平，如果能夠建立基于中國市場的鐵礦石價格規則，監管和征稅的權力就可以操之在我。目前，三大礦商都加入了中國鋼協建立中國鐵礦石現貨交易機制。如果它們進行價格同盟操作，完全可以對其進行反壟斷調查。這種具有司法管轄權的征稅權，其威力遠勝于資源巨頭的定價權，也更加有賴于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內市場的建設。
為此，中國市場內部的產業集中度就非常關鍵。無論是產品、資源和服務的進口還是出口，只有建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內產業集中度，才能形成世界級的交易平臺，才能建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中國市場。因此，在未來爭奪國際定價權的長期博弈中，中國在國內建設、控制和監管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市場，遠比在外國成熟市場上博弈具備更強的優勢和可行性。
在這里，要慎重分析產業集中度帶來的壟斷行為。首先，從現實歷史考察，西方產業和金融壟斷企業，并非由所謂市場競爭自然產生，其壟斷優勢建立充滿了國家政治軍事強權上百年的支持，也體現了國家意志的決心，更是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結果；其次，簡單指責中國央企為提高產業集中度而進行的改革為壟斷行為，是混淆了建設國家產業競爭實力和基于損害國內消費者利益壟斷行為之間的不同。
以石油企業為例，中國石油企業的暴利，根本的問題在于把國家的石油無償變成了企業所有。一定程度上，三大國有石油企業在經營業務上有意無意地讓企業利益超越了國家利益和其國企性質原本應該體現出的國民利益，尤其在以油價為代表的石油利益分配上損害了國內廣大普通消費者利益和國家利益。
如果相關部門能夠在充分考慮消費者利益的前提下，公開透明地改善目前體現在利益分配問題上的石油定價機制和成品油價格調整機制，用嚴厲的制度約束企業利益膨脹，通過體現國民利益和國家意志的產業集中度提高，相反可能更有助于國內消費者享受到合理公正的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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